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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遗忘的节日,4.24

2017年04月24日 10:30:33 来源: 兰州大学萃英在线 作者: 字号:TT

4.24,亚非新闻工作者日。一个,被遗忘的节日。

我想,如果我没有翻日历,它将像昨天一样——

也消逝在我生命的日历中。

也许吧。这个冷门的节日,需要一点温度。

1963年4月24日至30日,中国、日本、埃及等47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工作者在雅加达举行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会议提出了“为建立他们自己之间,各国人民之间和各自政府之间最密切的合作以及加强他们的团结,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宗旨。

同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在印尼茂物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把4月24日,即第一次亚非新闻工作者会议开幕日定名为“亚非新闻工作者日”。

1966.4

万里在亚非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第四次全体会议开幕式讲话 

▲他 /们

历史上有一批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而奋斗的名记。

○萧 乾

萧乾(1910—1999),蒙族,原名萧炳乾,北京人,1910年1月27日生,记者、作家、杰出的文学翻译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五任馆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萧乾自幼半工半读,织过地毯,送过牛奶,在北新书局学徒时,开始接触文艺。1942至1944年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生。1944年后任《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记者。1946至1948年,负责上海《大公报》国际问题社评兼复旦大学教授。1948至1949年间参加香港《大公报》起义,并协助中共地下党英文刊物《中国》文摘的编译工作。

萧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最早在西欧进行采访的战地记者,他又是唯一在大陆落叶归根者。从1939年起,他旅英7年。其间,1944至1945年,在西欧战场任随军记者,为《大公报》写报道。他冒着战火硝烟,随英军几渡英吉利海峡,随美军挺进莱茵河。联军攻入柏林后,作为第一批进入柏林采访的记者,他深入到希特勒的元首府,亲眼看见了第三帝国的崩溃。战后,他曾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战犯审判,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历史场面。他根据自己的耳闻目睹,写了《到莱茵前线去》、《南德的暮秋》等大量战地报道,愤怒地控诉希特勒的法西斯暴行,热情讴歌欧洲人民反法西斯的英雄业绩,给了当时坚持抗战的中国军民以很大的鼓舞。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他“抗战胜利老作家纪念牌”。

萧乾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1949年,萧乾在香港,站在人生之旅的十字路口,面临着重大抉择:是留在海外,还是回国?当时,母校英国剑桥大学要成立中文系,系主任何伦教授亲自到香港邀请他去讲授现代中国文学课,允诺负担他全家去英国的路费,答应给他终身职位。几位朋友也力劝他留在香港工作。萧乾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决定回国。8月,毅然携家人登上“华安轮”,随中共地下党的同志离港北上,于开国大典前夕到达北平,当即参加了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的筹备工作。这位“未带地图的旅人”之所以不曾迷路,是因为他在人生的旅途上带了另一种地图:民族的意识与情感。

萧乾的一生是坎坷的,但他的心始终和祖国联系在一起,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作为记者、作家、文学翻译家,他为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重。

○彭 子 冈

当年,杨刚、子冈、浦熙修三个女记者,外号“三剑客”。为什么?有胆、有才、有情!彭子冈被誉为《大公报》的风云人物。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新闻界,她和《新民报》的采访部主任浦熙修两人住处很近,同龄,又都有弟弟在延安,经常一起采访,因此又被称为“姐妹花”。她俩共同揭露国民党要人“重狗轻人”丑闻一事,在当时新闻界传为佳话。

彭子冈(1914—1988),原名彭雪珍,江苏苏州人,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官费留学日本,归国后再北京一些大学任教,幼年的她就收到良好的教育。读小学时就曾在全县作文比赛中名列前茅,上中学时,开始向《中学生》杂志投稿,为叶圣陶所赏识。1932年认为自己名字中的“珍”字太俗气,即以男性化的“子冈”为笔名。1934年,只身来到北平,以彭子冈的名字考取中国大学英语系,业余常为《大公报》副刊写稿。两年后,因《妇女生活》杂志负责人沈兹九之邀,到上海担任该刊记者。曾采访过江西革命根据地,在北京采访过女作家冰心,在上海参加了鲁迅的葬仪,并写出具有新闻报导、历史文献和文学欣赏三重价值的特写《伟大的伴送》。

抗战爆发后,彭子冈开始到《大公报》当记者,那时她穿着布旗袍,推着自行车,与丈夫徐盈本迫于赣州、瑞金、宁都的崎岖山路上,写出不少精彩报道。1938年,夫妇二人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她长期与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保持“单线联系”,写下了许多重要新闻、通讯。特别是1945年以后,她采访了重庆谈判,写下了《毛泽东先生到重庆》、《重庆四十四日的毛泽东》等面片。这是她记者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

解放战争时期,她转至《大公报》北平办事处担任记者。此后,她先后在《进步日报》、《人民日报》和《旅行家》杂志工作,写出《官厅少年》和《学良的眼睛》等著名佳作。

1957年,亚和丈夫徐盈均被打成右派。1979年得到平反,重新担任《旅行家》杂志主任编委,出席了第四届文代会。1980年写下了优美、深沉、催人泪下的散文《熙修和我》。这一年他突患脑血栓,致使半身瘫痪。但她仍然充满顽强的生命力和工作热情。在儿子徐城北的帮助下陆续写出了约30篇文章。彭子冈采写的新闻带有鲜明的特色:爱憎分明的感情发自胸臆、有强烈的时代感。

○后 藤 健 二

后藤健二,日本记者、自由撰稿人,曾在阿富汗和非洲一些地区采访。他曾于1996年在东京成立一家制片公司,专门提供中东的纪录片给日本电视台或网络电视。他的作品亦常见于NHK和朝日电视台等多家日本媒体。

2014年4月,后藤健二在叙利亚采访时认识另一名人质汤川遥菜。同年10月2日经土耳其进入叙利亚,随后在“伊斯兰国”控制地区与当地相关人士会面,失去消息。2015年1月20日,网上出现身穿橘色衣服的后藤健二和汤川遥菜的视频,一名蒙面男子持刀要求日本政府支付2亿美元赎金。2015年2月1日,一段疑似后藤健二被杀害的视频在网上曝光。而日本官方亦已表示斩首影片高度可信。

他关注战争,冲突,难民,贫穷,艾滋,儿童教育等等几乎所有的人道议题,他去过这个星球上大多数被战争和冲突蹂躏过的地方,包括车臣、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塞拉利昂、利比里亚、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他曾经多次穿行在死亡线上,也多次经历过世人无法想象的惨状和危险。他的朋友回忆说,在叙利亚,他亲眼看到数百具尸体被推土机扔到一个游泳池那么大的墓坑里埋葬;在伊拉克,他曾经被当地的士兵用枪指着脑袋。

可是,这样一个让大多数同行汗颜的记者,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甚至不能算是一个正式的记者。他不隶属于任何媒体,早在1996年就成立了自己的通讯社“独立社” (Independent Press),从那时开始,所有出生入死完成的报道,几乎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战斗。

《经济学人》杂志拉美分社社长Henry Tricks曾经在2010年派驻东京,因此与后藤健二相识。他在发表在“保护记者委员会”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网站上的一篇文章里介绍说,有一次打保龄球,后藤健二变得脸色苍白,因为“球落地的声音让他回想起了伊拉克隆隆的炮弹声”。Henry Tricks写道,“很难把这个平时语调温和、温文尔雅的男人,和那个铁胆的战地记者联系在一起”。

Henry Tricks还写道:“他报道战争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他不强调谁赢谁输,他只说普通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被迫承受战争冲突和恐惧的孩子们的故事。”他说,是那些普通人对生活的适应激励着他。如果你问他,到底是怎么到达那些危险的地方去报道的,他说,他只是跟着那些普通人的生活的脚步,是他们,给他指引了道路。

2014年5月,后藤健二在接受日本一家新闻网站的采访时也说,自己想要帮助那些受到冲突影响的普通人。“那些我去采访报道的地方遭遇着巨大的困难,但即便在那里,人们也每天生活着。那些人总有些话要说,有信息要传达。如果我能帮助他们把那些信息传递给世界,那么就可能促成某种解决办法……如果真的那样,我也就可以说,我的工作是成功的了。”

后藤健二一直就非常清楚自己工作的危险性。他曾经多次强调,对自己的安全担负全部责任,如果出现不测,不希望怪罪到其他任何人身上。去年10月,在离开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境内时,也就是他被ISIS绑架以前,他请他在土耳其雇的助手用手机录制了一段视频。在视频里他说,“如果一旦发生不测,我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这里相当危险……但是,请不要因此对叙利亚人民留下任何不好的印象。”

后藤健二的母亲和妻子,也是两个了不起的女人。他的妻子在丈夫遇害后发表声明说:“我为我的丈夫感到深深的自豪,因为他致力于报道伊拉克、索马里和叙利亚等冲突地区的人民所面临的困境,他热诚地向世人展现那些冲突对普通人的影响,更通过孩子们的眼睛,让那些地区以外的我们了解战争的悲剧。”

他的母亲在儿子遇害后说:“健二已经去世,我的心已碎。我完全所不出话。我唯一的希望是,我们能够继续健二的遗志,去救助那些战争和贫穷中的孩子。”

○爱迪·  托马斯 · 亚当斯

爱迪·托马斯·亚当斯1933年6月12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新肯士顿,越战记录者、美国著名战地记者。

亚当斯在海军服役时就当过朝鲜战争的战地记者。之后他回到新肯士顿,在当地的一家报纸就职,还为《费城晚报》工作过。1962年,亚当斯开始为美联社工作,数次赴越南拍摄。而亚当斯1968年2月拍摄《枪毙越共》的那一瞬间使他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

爱迪·亚当斯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职业生涯涉及了新闻、编辑、时尚业、娱乐业和广告摄影等多个领域。亚当斯的摄影作品通常被刊登在全球著名媒体的头版或是封面,比如《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生活》、《时尚》、《名利场》等等,他同时还是《时代》、《生活》和《波瑞》杂志的自由撰稿人。2004年他在纽约的家中病逝,享年71岁。亚当斯是在1969年以一张震撼世界的《枪毙越共》赢得荷赛和普利策奖。照片记录了一名南越军官在街边枪毙越共战俘的骇人一刻。爱迪·亚当斯是我们这个时代作品被刊登最多的摄影师,也是获得奖项最多的摄影师。一生获得了500多项国内和国际奖项,其中包括1969年的普利策奖。

爱迪·亚当斯是个叙事高手,他的每张照片都在讲述一个故事。摄影是他毕生最喜欢做的事情。当爱迪·亚当斯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用卖报纸攒下的钱买了一架照相机和一个放映机,他每次花5美元租来一个电影的拷贝为同伴们放电影,这样每天就能挣10美元。到了14岁,爱迪·亚当斯开始为人们拍摄婚纱照谋生,每次收5美元。当他上高中的时候,他开始每晚为当地的一家报纸工作。

爱迪·亚当斯的摄影作品从来不在博物馆里展出,他的作品因常常刊登在各种报纸和杂志的封面上而被全世界的读者所熟悉。“有些照片看起来比较轻松有趣”,他说,“其他的一些是严肃的,因为他们源于心灵。一幅摄影作品可以改变世界,正是通过摄影师的镜头,我们记住了历史上的人和事。”

爱迪·亚当斯是个性格复杂的人,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并且充满着灵感和狂放的热情。对于他那幅最有名的作品,他不愿意多谈,而是更愿意谈论那些照片带来的后果———促使卡特总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让成千上万的越南难民前往美国。

“这是我一生中所做的最好的事情”,亚当斯说。“我的心被一些自己拍摄的照片撕扯着,”亚当斯平静地说,“我到处拍照,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发现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被镜头捕捉的那个人,比如说我拍到的一些受伤的人,我发现自己成为了拍摄对象。我真的能感觉到,我成了那个受伤的人。我知道很多优秀的摄影师喜欢上了自己作品中的对象,真的。但我已经厌倦了哭泣。”厌倦了在战场上看到的一切,爱迪·亚当斯返回纽约,回到了孩子们的身边。“我转向拍摄名流,他们不会使我的灵魂受煎熬,给的钱又多。”他拍摄的名人中有克林顿夫妇、罗马教皇等等。

照片《枪毙越共》展现的不是大战前的准备或战后的创伤,而直接传达了赤裸裸的暴力,使人们亲历了战争的恐怖。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也拍到了这一幕,和亚当斯的这张照片一起,报道影响到了当年的美国大选。它为尤金·麦卡锡的反战纲领提供了支持,而两个月过后,约翰逊总统宣布将不谋求连任。

亚当斯当时正在给这个被捕的战俘拍照,当南越军官走近时,并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他的相机和军官手中的枪同时举起,而就在子弹穿过战俘头颅那一刹那,而照片定格在了永恒的这一刻。手枪在近距离对准人头,战俘的表情充满对死亡的恐惧,而致命的一枪传达出的暴力气势似乎穿透了照片的平面世界,让观者久久不能遗忘。那个姓娄的军官开枪后说:“他们杀了很多美国人和我们的人。”

这场突然的枪决画面传达的含义远远超过事件本身。美国军事历史专家莱斯利·库伦说:“抛开这一枪决是否正当,照片传达给所有观者的印象是执行枪决仅仅是为了枪决本身。人们会这样问自己:难道我们要支持别人做这种事?”

对于亚当斯自己,照片留下的是难以逾越的高度,为这张照片,亚当斯还在一直尽力为越战的创伤赎罪,他也受到过来自同行的责问。在一次颁奖典礼上,一位荷兰记者曾这样问他:“你为什么不阻止他杀死那个人?”此后两年间,亚当斯都无法使自己直面这张照片。在得普利策奖后不久,亚当斯说:“我从展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杀戮中获取了利益。有两个人因此被毁,而我却为此得奖,成为了一个英雄。”

当时,亚当斯在西贡跟随照片中的开枪者———南越警察队长娄———采访了两周。娄后来移民美国,在东北部开了小食店。但是,人们光顾娄的小店却仅仅是为了“盯着他”,看看这个刽子手。每当想起这张照片改变了娄的整个生活,亚当斯就感到内疚,“我憎恨因为我的照片使被摄者受到影响”。有一时期,亚当斯甚至想退回他所获得奖项来减轻内心的自责。

[责任编辑:杨璐遥]

亚非新闻工作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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