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来到 中国大学生在线

一棵移栽的大树

2016年05月03日 09:40:05 来源: 延安大学 作者: 字号:TT

一棵移栽的大树

西安交通大学即将迎来建校120周年暨迁校60周年双甲子纪念。这棵从黄甫江岸,吸吮着江南沃土丰富养料,沐浴着欧风西雨的大树,六十年前连根带土被移栽到大西北的千年古都西安。这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迁移,迁移的过程惊天动地,成长的历程艰难曲折。如今又一个甲子过去了,这棵移栽的大树,在大西北深厚的黄土地中,在千年古都的汉风唐韵里,经受住了冰雪严寒和凌厉北风的考验,不仅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且成长为了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在西安、在陕西、在全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感受到它的存在。可以说没有西安交通大学,大西北的高等教育就只有山脉,没有高峰。

友人嘱我为这棵移栽的大树,这座高峰说几句话,这让我很为难。因无缘与这所著名大学交集,所以我与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只能远远地仰望。就像看荧屏上的美女,虽然赏心悦目,但终觉离自已太遥远了。但仔细想一想,对这所大学,我除了仰慕,其实还有一份很珍贵的情感,那就是尊敬。一所大学和一个人样,能够让众人仰慕也许容易一些,但要让众人尊敬,却很不容易。于是,我就谈谈我的尊敬吧。

我对西安交大的尊敬并非因为它的煌煌业绩,也不是它的显赫名声,而是一些很不起眼的细微小事。

一、这所大学严格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西安的大学生中,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戏说西安各高校特征的段子,其中对西安交大的描述是“学在交大”。而更触动我心灵的是,在陕西,还有一个在高校圈里很流行的说法,交大的学生难毕业,尤其是博士,在校七、八年仍然毕不了业的大有人在,有些甚至选择放弃。在而今考大学难于登天,而大学毕业又易如反掌的怪象较为普遍的现实下,这不能不让人为之一震,不由得另眼相看,并由衷地产生出尊敬之情。

其实,这是老交大的传统。老交大素有“三分之一不及格”的说法,竞然还有“五十九分半”的逸闻。翻翻交大校友的回忆文章,这方面的记载也是府拾皆是。交大老校友申士标在《记忆里的浪花》里回忆道;“交大的低分标准,曾引起一次交涉。当时(民国时期---笔者注)安微省政府规定:凡得八十分以上的安微籍在校学生,可以按学期发给奖学金。交大皖籍学生一听着了急,推派代表去安微省教育厅请愿。官员们听了代表们的陈述,也觉得把交大的分数和其它学校的分数同样看待,确实有失公道。经研究,特准交大皖籍学生,凡平均分数六十五分以上者,也发给奖学金。”交大老校友陈兰荪在回忆抗战时交大迁到贵州平越的《平越二三事》一文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件“考场百战”的趣事:“上面讲过罗忠沈先生教力学给分的严格,连带想起一位同学来。他比我高一班,聪明勤学,单就碰到力学没办法。第一年没有过关,补考没过关,暑期补课没有过关。[罗先生是尽量给人机会的,唐院(指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抗战时与交通大学北平管理学院分院合称交通大学贵州分校----笔者注)四年读两百多个学分,四年中从不补考的是天才,凤毛麟角,唐院的人都不会以之为耻。]他别的功课不错,照升三年级,和我们一起读力学,仍是接连败阵,升四年级,还是这样。到我们上了四年级,他老兄的同班都毕业掉了,独有他留校念力学。终于在第五年上,给他被关而出。四年力学念下来,我给他算一算,小考大考补考,总数几乎上百次,他曾向我诉苦,说他自己的毛病在计算粗心。

百考之余,把他的牛气、傲气一齐引发出来了。毕业后,直接去美国留学,得了物理学博士,并专精力学。回国后,什么都不要干,直接去唐院教力学。”对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大学,你能不由衷地尊敬吗!

老交大曾规定,一年级为试读生,不算正式学籍,也不发给校徽。交大校徽在当时就有“金牌子”之称,为社会所看重。行人看见佩戴交大校徽的学生,每每发出“这才是读书的学生”之赞语。这与当今“学在交大”之说,遥相呼应,异曲同工,是穿越,更是现实。无怪呼曾以民国政府交通部总长兼交大校长的叶恭绰老先生,在交大四十年校庆时总结说:“交大学风,素称谆、实”。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我以为这绝非妄说。

二、这所大学正派

正派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所大学,都是一种高贵的品质。我个人认为,凡是高贵的品质都不会是天生的,也非轻而易举,它需要内在的素养、人文的情怀,崇高的信仰和强烈的责任意识,还要有长期的积淀。在当今物欲横流,急功近利的社会现实下,无论对一个人,还是一所大学,要做到正派,也实属不易之事。

在陕西高校圈里,有这样一种说法,交大办事难。挑明了说,这句话的本质意思就是说,在西安交大“走后门”不易,违规的事情难办。当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时,真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不是标榜自己,我其实也是俗人一个,在遇到自已或亲友有事相求时,也企望人情有用,“后门”可走。但是,凡有关要去交大走“后门”的事,我自已,还有和我一样的许多人,心底还是发沭的,轻易不敢妄为。这也并非说西安交大就一定是清水一潭,绝无“走后门”之事。但“交大事难办”,在陕西,这也的确是共识。我也并不是想贬低其它高校或者什么部门单位,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情大于规,情大于法,在中国办事情要“走门子”,托人情,用“潜规则”,恐怕地球人都知道。尽管人人反感,但遇到了事,又人人遵循,遇上不领情的,守规距,照章办事的朋友熟人,还会气得七窍生烟,在朋友熟人中将人家损得体无完肤,反而人家好像不是人似的。问题是,往往还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同。这的确是中国文化中的丑陋之处,但要改变它,谈何容易,毕竞有几千年的传统,在西北,在陕西,此风可能更甚一些。所以,人熟好办事,成了一些人的人生哲学。社会大气候如是,大学早已不是像牙塔,身处社会中的大学也就难以免俗。托关系、走“后门”,让大学的清高难以维系,许多斯文也扫地了,这亦是许多人垢病当今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吧。但是,如果大学不检讨自己,不坚持起码的操守,把这种问题完全归罪于社会,这样的大学存之何用,还配叫大学吗?

美国著名学者弗莱克斯明确指出:大学与社会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应随俗逐流,大学不是一份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作出反应。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而是社会所需要的。我觉得这话说得很深刻,也正因为如此,我对西安交大有了一份深重的尊敬。从份量上讲,这份尊敬,比之上一份尊敬要深厚得多。

三、这所大学精细

有一句话说得很滥,细节决定成败。仅管说得很滥,但理却是端的。比之北方人,江南人精细,比之江南人,上海人精细,这大概是没有异议的。我对交大精细品质的感觉,亦来源于两件细微的小事。一件是参观西安交大西迁馆时,看到一份令我很惊讶的展品,这就是钱学森在交大上学时,参加一个学生体育社团组织的签名册。另一件是参观上海交大校史馆时,看到一份同样令我很惊讶的展品,那就是江泽民在交大上学时的一份试卷。可以毫无凝问地说,当年交大的领导和老师,绝不会想到钱学森能成为钱学森,更不会想到江译民会成为江泽民,他们当时不过是众多莘莘学子中的普通一员。现在拿出来展览,当然是有用心的。但当年的收藏,半个多世纪的保存却绝无用心。说实在的,我看到这两件展品时,心中是满满的温暖,是的,是温暖。

对于绝大多数大学的校友来说,留在母校的印记,可能就是一张冷冰冰的学籍卡,还有一张更冰冷的检录表。它的作用就是证明你曾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万一毕业证不慎遗失了,可以依据它,向学校讨一份学历证明。相比于此,我们是不是更能感受到交大的精细,以及精细后面那份动人的温暖。

西安交大本是一株在江南鱼米之乡长了六十年的老树,受黄浦江水温润了六十年,精细也许就是它与生俱来的品质。还是那位交大老校友陈兰荪,他在《平越二三事》一文记叙了另一件事:“罗忠沈教授教应用力学,严格得另有一功,他每星期给一次测验,一个钟点,两条题目,给分一丝不让。演算过程有错不用说了,给数也要有正确到三位有效数,就算三.七六写成三.七五也前功尽弃。如此,两条全对是一百分,否则就是0分,绝无部分对的分数。如一条三.七六算成三.七五,一条.00八一五算成.00八一三,吃零蛋。吃客当然觉得好冤枉,有一次一位同学当堂申冤,罗先生说:‘我正要你们明白,你们到这间学校来,是学做工程师。有一天,你们中间那一个受命设计一座大桥,结果坍了下来,你能说不小心在小数点下错了一位吗?’当堂,大家默然无言,心悦诚服。不过,全校同学包括管理系都非常敬爱这位C.C.L0”。

在本文中,他还记叙了另一件事及自己的感悟:“上测量实习时,李纹先生手里拿一根小竹鞭走来走去,拉皮尺拉得不合格,看经纬仪时将手搭在三脚架上,他就用小竹鞭在你手背上轻轻一下。痛不大痛,就是吓一跳,做出的规矩,倒也没人反感。

我在香港南海纺纱厂,负责新厂的工场排列设计。安织机时,一排一排地装过去,到有一排,机器碰到了柱头,一下搅成轩然大波。一上来,谁都说是我设计人的责任。待仔细复核下来,设计的图样没错,却是弹线的人犯了累积性差误(accumulated error)的毛病。幸而柱子的safety factor大,一排柱一律削掉两英寸,解决了问题。碰到这种情况,就不禁想到李先生。‘精密’两字,不仅是注入的观念,而且是养成的习惯。我一生看不惯马马虎虎的事,也许就是这一竹鞭打出来的”。

的确,一个有精细习惯的人,一定是个有品位的人。而一个有精细作风的大学,也一定是一个有情怀、有责任、有品位的大学。当你与西安交大打交道时,无论是管理,还是教学科研,乃至后勤服务,只要你留心,就一定会感觉到他们的精细。这也正是我们陕西,乃至西北人比较缺乏的品质,西安交大西迁的使命,既有融入,更有引领,愿西安交大能够更全方位地引领陕西,引领大西北。

四、这所大学宁静

同正派一样,宁静对于一个人,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也是一种高贵的品格。相对于正派,宁静则是更高的境界。更准确地说,它不仅是一种境界、一种风范,更是一种思想,一种哲学。正如对现代大学制度建立有着奠基性贡献的洪堡所阐述的观点:“自由是必须的,宁静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既以此为依据”。目前大学所普遍出现的“浮躁”与“骚动”,原因就在于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严重缺失宁静的心态。

相对而言,西安交大是宁静的,它不是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它也不是喷泉,风姿绰约,流光溢彩。它像山峰,傲立寒秋;它更像湖泊,平静而深邃。很少看到西安交大在社会上弄出什么大动静来,也很少看到西安交大的人成为什么“坛”上万众瞻目的明星。乃至在大大小小,眼花燎乱的媒体上,除过重大科研成果的发布,也很少看到西安交大的身影。而今人们信奉“酒香也怕巷子深”,但西安交大似乎固挚地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大有“任凭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的定力。这一点倒是西北人的风格,同处西北一偶的另一所令人尊敬的知名大学-----兰州大学。我以为也具有这样的品格,这样的定力。在我个人的心目中,这两所大学具有相近的品格,是我最尊重的国内的两所大学。

西安交大的宁静品格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曾任职交大校长十三年,为交大建设发展,特别是精神与品格培育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唐文治先生有句名言“世界无论如何晦盲,吾心必须光明。世界无论如何震撼,吾心必须定静”。这也许就是交大永远保持宁静品格,一百二十年弦歌不断的思想基石吧。而唐先生无论治校,还是为人,堪称宁静的楷模。

交大老校友于润生,在《追忆交大崇文尚武的精神》一文中回忆道:“回忆民国五年,笔者考入上海母校预科,次年春入校就读。到校之后,即见学校教授有不少洋人;纵非洋人,亦多半系留洋回国来校执教;所用课本,多为洋文;课室问答,多用洋语,真是洋气十足。默念从此以后,往日所读国文和经史诸书,都将束之高阁,无复读和研究的机会。惋惜之余,更不禁黯然心伤。万想不到当时的母校校长唐蔚芝(唐文治,字蔚芝-----笔者注)老夫子,却是位名经学大师。虽然他也曾奉派出国考察,办理过不少洋务,吸收了不少洋知识;对于学校洋教授,固极重视,对于所授洋功课,也极为注意。可是他老人家自己仍然是大布之衣,大布之履,和悦近人,丝毫没有一点洋气味。除对学生正课作业不断查询鼓励外,更于每星期日上午,亲至大礼堂,登台为同学讲解我国经书,阐杨孔孟学说。其时唐校长双目失明,已近全盲,行走需人扶持,而朗诵经句,一字不差。讲解既精微透彻,发音尤铿锵宏亮,虽在礼堂之外,其朗诵与讲解之声,亦清晰可听”。而另一位老校友陈汝闳在《徐汇稗闻》所讲述的事情,则更为有趣:“母校校长室在上院底层,门之左侧悬有公告牌,某日我立牌前注神阅览,忽有人自背后猛撞我背,我以为同学与我开玩笑,不及回头即报以一拳,迨至回头一看,始发现吃我老拳者,乃校么唐文治老先生。盖老先生高度近视,几乎失明,摩挲回室,误撞我背。我当时骇得目瞪口呆,急忙双手挽扶送入校长室,而唐老先生反频频颔首言谢,并连声说‘对佛住’”。        

我以为这种胸怀,这种修养皆源于唐老先生内心的宁静。有了这种宁静,才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是做大学问,干大事业的前提。对于大学来讲,只有具有宁静的品格,才能回归大学的本质,才能承担起大学的责任与使命。

五、这所大学是大学

也许,所有的人都以为,这话纯属废话。叫大学不是大学是什么?然而非也,在当今中国,叫大学而不是大学的多得去了。当然这里所说的大学是本质意义的大学,形而上的大学。

关于对大学的理解,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古今中外无数的哲人、大家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地研究,提出了许许多多闪烁着人类思想与智慧光芒的论断。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蔡元培所讲的:“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还有梅贻琦所讲的:“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虽然对此我们耳熟能详,但是真正能够理解它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因此,关于什么是大学?大学的本质是怎样?这些话题现在仍然是十分热门的话题。

对比今天的大学,诞生之初的大学是非常粗粝、原始。然而,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事物的最初形态都往往更接近它的本质。现代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大学一词原义主要指“一群宿儒先生或一群学生所组合的学术行会。”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有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大约形成于12世纪。此后又相继出现了更具现代大学特征的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德国的科隆大学、海德堡大学,意大利的萨里诺大学。中世纪大学的教学科目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因而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博雅的教育。博雅教育的三大目标是:了解自然、社会和人生;掌握一定的清晰表达、科学方法的训练等基本技能;形成对学问的忠告、宽容的价值观以及做出明智判断的能力。对世界现代大学发展作出过卓越贡献的约翰.纽曼,在他的名著《大学理念》中也明确指出:大学传授的不应该是实用的技术性知识,而应该提供以文理科知识为主的博雅教育,大学是一个培养绅士的地方,是一个“训练和培养人的智慧的机构,大学讲授的知识不应该是对具体事实获得或实际操作技能的发展,而是一种状态或理性(心灵)的训练,大学的目的是培养或造就有智慧、有哲理、有修养的绅士;大学的职责就是提供智能、理性和思考的练习。

要理解上述观点,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知识与智慧的关系。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问题,已经被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思维以及应试教育模式搞得混乱不堪。有句话叫“知而获智”并被我们广泛人同。但实际上,这句话在逻辑上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没有反映出知识与智慧关系的本质。学习知识是获得智慧的基础与条件,这没有错;但是知识与智慧之间绝对划不了等号。这就像“草”与“牛奶”的关系一样,牛不吃草就不会有牛奶,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草”与“牛奶”之间绝然不可能划等号,没有“牛”这个本质性的环节,“草”是无论如何也变不成“牛奶”的。在我们的教育中,已经非常过分的强调知识的积累,而又严重忽视如何使知识转化为智慧。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大都是西方的原创,而我们只能引进和出卖廉价劳动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确实花了太大的力气,堆起了大堆大堆的“草”,并期望这些草能变成源源不尽的“奶”,但因为没有“牛”,“草”永远还是“草”,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可能出现由“量变到质变”的奇迹!

这一点出发,我赞同英国教育家亨利.纽曼的观点,既智力的培养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因为“智力的培养在于使它能够理解和思考真理”。当然,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但是在这三者的关系中,我认为智力的培养是基础。这里所说的智力,当然不是一种简单的知识相加或者积累,尤如英国学者亨利 .纽曼所说的“而是通过逐步的积累、通过一种心理过程、通过对一种客体的反复观察,通过对许多要领的比较、联合、相互纠正和不断适应,通过运用、集中以及多种功能的共同训练”。最终才能完成这一智慧。“这样一种能力是科学培养智力的列国。它是一种后天获得的判断能力,是聪明的本领,是洞察力,是智慧,是哲理性智力,是理智的自制的能力和使智力趋于宁静的能力——这些品质并非仅仅来自知识”。因而,无论哪一种真理,都是这种智力作用的合适对象。与此同时,智力的全面培养对学习专业和科学是最好的基础。一个人学会了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和分析,练就了审美力,养成了判断力,增强了内心的想像力,只要处于这样一种智力状态中,他就有可能从事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和从事任何一门职业。这也许应该成为我们衡量一所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根本的标准,或者说是一所大学最根本的任务。

大学不仅仅是客观物质的存在,从本质的意义上讲更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国内一位著名学者曾阐述过如下观点:大学是以文化的力量引领社会,造就学生。从文化的角度看,首先,大学教会了学生怎样思想。大学造就了许多文明的知识先驱,缔造了许多让人敬仰的思想丰碑。能够接受各种思想的熏陶,经常聆听名家教授的直面教诲,无疑是一段不可复制的重要人生过程。大学不仅仅使学生获得记忆中关于思想内容的规模性存储,而是一种始终拥有的自我判断的价值情思和独立思考的文化境界。其次,大学教会学生怎样读书。大学是知识的殿堂,书本的海洋。大学不仅培养学生求知的兴趣,还催生了学生对书籍忠贞不渝的情感和终身的阅读习惯,培养学生独一无二的对知识的热爱和阅读鉴赏能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大学教会学生想象。   

英国教育家A.N.怀特认为“一所大学特有的功能就是运用想像力取获得知识……大学是富有想像力。否则就不是大学(至少毫无用处)”“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像力地传授知识”。〕因此。利用大学的这种特有功能,培养学生的想像力,就成为大学对社会履行的重要职责。

怀特还认为,想像力和学问的结合需要悠闲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气氛,需要多种多样的经验,需要同那些在观点和智力训练上不相同的心智互相激发。还需要在促进知识发展时,为周围社会的成就而自豪的兴奋和自信。从文化立场上看,运用想像力取获得知识,知识才不会是纯粹的知识。知识作为个人技能,才能激发创新诉求;作为社会建构,才能引发创新冲动;作为话语叙事,才能充盈创新特质。运用想像力去辨查事物,事物将不再是纯粹的事物,他被赋予产生丰富思考和进行改造的全部可能。大学不仅仅使学生获得职业化的知识教育,而且更使学生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内心深处从此被唤醒,并具备了可持续产生的创造性智慧和生活激情。就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所指出的:“大学生是未来的学者和研究者。即使他将来选择实用性的职业,从事实际的工作,但在他一生中,将永远保持科学的思维方式”。

大学教育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将学生培养成为担当社会责任,具有使命意识和独立思考以及智慧和能力的知识分子,也就是罗素所称的“对人类苦难痛彻心扉怜悯”的人。《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通过教育与熏陶发扬人性中本来的善,培养健全的人格;“新民”指通过教与学的统一,达到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止于至善”则是指教育的终极目标,即通过教育,使整个社会达到古之所谓“至善”的理想境界。《大学》而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做人的准则和理想追求,也成为了大学教育的社会责任和终极目标。梅贻琦先生倡导大学的通识教育,他认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统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潘光旦先生也认为,大学教育的宗旨不止是教人做人、做专家,而是要做“士”——承担社会教化和转移社会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一语中的:“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的: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

总之,培养人才的全面性,追求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是大学与大学教育之灵魂,也是大学的本质与特征。对比上述关于大学的理解,反观我们对西安交大上述四个特征的描述,我们是否可以感到,西安交大更接近于大学的本质。也许,会得罪很多大学,得罪很多很多的人。但我还是要说,我个人始终认为,在陕西,西安交通大学更像一所大学,更具大学的特征与本质。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曾经说过:“真正的教会永远是看不见的教会。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见的哈佛,她在她更富于真理追求的灵魂中,在她无数独立而常常非常狐独的儿女们身上。思想是我们大学应该成为植物园中的珍贵种子”。“最值得人们合理仰慕的大学是孤独的思想者最不会感到孤独,最能积极深入和能够产生最丰富思想的大学”。我祝愿令我尊敬的西安交大能够真正成为这样的大学,能够成为看不见的交大。我也寄望西安交通大学同仁,永远记住你们的老校长叶恭绰先生的寄望:“广集学者,悉心探讨,以从事解决国内当前之难题,介绍世界最新之学术,从事独立研究之发明”。就如当年西迁时,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方仲如所希望的那样:“交大在上海60年,在西安要有600年、6000年”。更重要的是,不要仅仅追求生命的长度,而且要追求生命的宽度与高度。

又一个甲子开始了。未来一定会超越历史,仅管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如山。但我们始终相信,未来是一定能够超越历史的。

二0一六年三月四月深夜于延安大学

[责任编辑:实习生 饶健]

大学 感悟

我要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用户名: 快速登录

全部评论0条)

关于我们 共建单位 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