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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长》,一场128人的生死心理博弈

2019年10月12日 09:10:41 来源: 简单心理 作者: 字号:TT

北京时间2018年5月14日早上7点左右,无线电123.7频道便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四川8633,成都叫”

“附近的飞机帮我叫一下,我叫不到它了”

“四川8633,成都叫你”

“四川的8633,成都叫你”

“四川8633……”

…………

当时,川航3U8633航班在飞行经过青藏高原时突发故障:驾驶舱风挡玻璃碎裂、自动驾驶失灵、仪表盘损坏、高空瞬间释压缺氧、副驾驶半边身体悬挂在窗外……

飞机上128条人命,都握在此时正在驾驶飞机的机长刘传健手中。

图片来自网络

机长刘传健曾在采访中如此描述当时的状况:

“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困难。你要知道,当时飞机的速度是八九百公里(每小时),又在那么高的高度(约9800米)。我给你打个比喻:如果你在零下四五十度的哈尔滨大街上,开车以200公里的时速狂奔。你把手伸出窗外,手能做什么?

而早在2005年,塞浦路斯太阳神航空522号班机也曾发生过一起类似事故——驾驶舱瞬间释压,驾驶员当场昏迷,导致飞机在希腊坠毁,机上121人全部遇难。航空公司也因此遭受重创,银行账户被政府冻结,直接歇业。

不同的是,刘传健却在极端情况下驾驶飞机成功迫降成都,将一场原本足以震惊世界的灾难,变成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奇迹。

最近热映的电影《中国机长》,正是改编自真实的川航事件。

这部电影讲述的,不仅仅是一场紧张刺激的空中危机,更是一场128人在面对生死关头时的心理博弈—— 

每个人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心理建设,并迅速拿出最理智的一面应对灾难。这才是奇迹来源。 

下文含有

少量剧透

机长

剥离情绪干扰,保持绝对冷静

在不幸发生的瞬间,极少有人能真正剥离情绪干扰,保持绝对冷静——这需要极高的自我认同,以及对团队的信任。 

极端恶劣的操作环境下,如果要为128条性命找到一个生存的机会,机长(电影中改名为刘长健)必须要在瞬间完成一系列强大的心理建设: 

立刻接受飞机损坏的事实,避免所有消极情绪; 

接受且不恐惧对事故原因的“未知”,信任自己与同事的职业素养;

调动所有认知资源和经验,快速判断目前工作台、飞机、副驾和自己的状态,找到自己能尽力挽回的地方,不逞强; 

集中所有认知资源,全部投入到解决问题上面。 

总结出来很容易,但要真正做到,每一点都无比艰难。

幸运的是,他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懂得保持冷静和抛弃一切不该想的东西。这种冷静和理性,往往是随着年龄和阅历逐渐积累得来的。人生的每次经历,都会不断刷新一个人的“情绪峰值”,峰值越高,能扛过的危机就越大。

只不过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这个峰值可能都是远低于机长的——比如我,像我这种“开车时发现快没油了”都会慌乱的人,大概连第一步“立刻接受飞机损坏的事实”都做不到吧。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厉害了,刘机长!

空乘

迅速转换角色,调节情绪

在地面不断呼唤失联的川航3U8633时,经历过几次剧烈颠簸的飞机内部已是一片狼藉。

如果说驾驶舱中是场目标明确的战斗,那机舱里,上演的就是人性的碰撞。

驾驶舱外的125人,不知道飞机发生了什么,正在面临什么,结局是什么。 

未知就会引起焦虑。在未知带来的不确定性下,乘客们失去方向,失去指导行为的依据,强烈的焦虑在所有人心底发芽。

情绪是可传染的。当婴儿开始啼哭,尖叫声此起彼伏,焦虑和恐慌就会极其快速地在乘客间蔓延。 

崩溃和混乱攻击着每个人的内心,有人的自我防御机制启动了,将焦虑促发的强烈敌意,转移到另一个群体身上——空乘。

机长要面对的是失控的飞机,空乘们要面对的则是乘客的人心。 

这是个不亚于操控飞机的困难任务。危机关头,她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迅速转化:

作为个体,她们有家庭,也许刚刚结婚,也许刚刚毕业,她们是焦虑和恐慌的; 

作为空乘,她们不仅不能表现出丝毫的恐慌,还要安抚乘客,随时准备维持逃生秩序,她们需要获得乘客的信任以避免更大的混乱。

她们需要避免所有潜在的负面影响:通过动作和语言展现自己的专业程度和可靠性,进行包含必要信息和情感信息的沟通,表现出强大的纪律和组织性,让最敏感的乘客也愿意相信自己

生死关头,对死亡的恐慌让所有乘客不由自主地关注空乘所有的行为信息,并进行分析判断。也就是说,哪怕只有一名空乘表现出一丁点恐慌,双方的信任都会毁于一旦,混乱就难以平静。 

就像乘务长毕男,一面表情坚定、斩钉截铁地安抚乘客“相信我们”,一面转过头来坐下时双手发抖,无意识地抚摸自己的结婚戒指。 

她们多坚强啊,像极了我们身边那些,明明自己很害怕很焦虑,却咬牙吞下所有情绪,强迫自己冷静,用微笑告诉你“有我在,不怕”的人。

乘客

在“死亡觉知”中,从恐惧到相互支持

再看乘客们,作为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之下,渺小、敏感、脆弱也无法避免地流露出来。 

当然,这些反应是非常正常的。

人在“对死亡威胁做出本能反应”到“真正意识到死亡威胁”之间,总会有几分钟自我防御的封闭过程,此时恐惧的生理本能占上风。 

当飞机开始频繁地猛烈颠簸,乘客们终于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并非普通的气流颠簸,终于产生了死亡的预感和意识——恐惧和宣泄焦虑,是此刻所有人的本能反应。 

就像电影里一个灰色短发少女疯狂捶着椅子嘶喊着“我怎么这么倒霉”; 

就像第一次坐飞机的四川阿姨眼神充满绝望,带着哭腔说“我想回家”;

就像一个胡子大叔,推着饮料车冲撞空乘和驾驶舱……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绝望和逃离,一切看起来混乱无序而自私。

图片来自知乎@罗罔极

但问题在于,单纯的恐惧并不利于生存。所以,在本能反应结束后,稍微冷静下来的人们开始重新寻求解答方案——与社会联结。这是漫长的进化写进我们基因里的经验,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是这种联结帮助人类一次次存活下来。 

当人们真正意识到“死亡”有可能来临,这种意识会引导我们做出相应的一系列心理活动,这也叫作“死亡觉知”。 

人天生有着对死亡的焦虑。 

恐惧管理理论指出,人们在生活中会有意识加强一些社会认知的动机以缓解死亡焦虑,尤其是亲密关系自尊文化世界观这三者,可以让人在恐惧中获得被保护的感觉。 

在死亡觉知后,人们对这些需求更加强烈,伴侣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紧密,亲子之间的羁绊会更加深厚。要在灾难中重新找回情绪,寻求亲密关系的支持很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 

乘客们也是这么做的。逐渐找回理智的人们,开始相互拥抱关怀,抚慰着彼此的焦虑。 

男孩对身边的女孩表白,这或许是他第一次表白,却认真而坚定,没有任何青涩和拘谨,女孩含着泪比划手势回答道:“可我不会说话。”男孩说,有什么关系,我喜欢的是你。 

不远处,一个大叔小心翼翼对妻子说:“对不起,我骗了你,我不是在大饭店做饭,我只是在工地给人做饭。”妻子笑骂着说:“我早就晓得哩,你做饭那么难吃,除了我谁愿意吃啊!”两个人都笑了。 

虽说这些有戏剧化的成分,但灾难之下,爱是最有力的武器。

死亡面前的我们往往真实、敏感而脆弱,但也会怀着一丝希望。当灾难降临,要求正在生死关头的人冷静下理智思考来显然是无情冷漠的,但我们依然可以做些什么。

灾难发生时,我们可以主动给予身边的人支持,从关注过去和现状发生了什么转移为对下一步和未来的思考;灾难发生后,我们可以积极参与新的社会关系的构建,在专业心理人士陪伴下重新审视灾难。

灾难之后 

对于飞机上的128人来说,人生忽然多了一次在死亡边缘徘徊的经历,很有可能会对心理产生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灾难性的。

心理学有个说法是“心理韧性”,反映一个人面对逆境时,有效应对、适应并从中成长的能力。 

经历一场生死灾难后,心理韧性强的人可能会去反思生命,会试图给死亡这个话题寻找一个答案。会进一步探索自我、提升自尊,推动他们获得成长。 

但对一个心理韧性弱的人来说,当他反复回想这次灾难,带来的很可能会是持续、漫长的心理创伤,也就是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是一种创伤事件后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一般会有三种表现:

1.持续的再体验创伤事件,在思维、记忆或梦境中反复、不受控制地浮现与创伤有关的情境或内容;

2.对创伤事件相关的刺激长期回避甚至刻意遗忘,对一般事物反应麻木;

3.时刻处于高唤醒状态,过度警觉,长期焦虑,严重时还会伴有抑郁症。

此外,PTSD的症状还有延迟出现的特点,一般在遭受创伤后数周甚至数月后才出现。而随着时间推移,引发症状的场景也会越来越日常,人们对环境也会越来越敏感…… 

在2009年的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迫降事件中,那位英雄“萨利机长”就被PTSD不断困扰,同时伴有长期失眠和高度紧张,在接受了数年心理治疗后才有所好转。

最后再说回《中国机长》和这次川航事件。

我曾想过,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我是那119名乘客的一员,我的做法会有什么不同吗? 

后来我想通了,不会有什么不同。我会恐惧害怕,但也会信赖机组和身边的人,我会宣泄负面情绪,也愿意给他人温暖和希望。

回顾飞机上每位成员的表现,我更加相信,一个成熟稳定的心态,往往能成为度过灾难、问题解决的关键。

还是那句老话,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

[责任编辑:杨虹 ]

情绪 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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